(1913-2013)

        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追述他的坎坷一生，怀念他奉献中华文化的精神，叙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种种苦难，让后人永远记住我们的父亲。

母亲：朱绮文， 父亲：李寅文

（一）借紫袍（紫袍即生育儿子的衣服）

       在芜湖北门大街有一座中西合一的花园别墅，虽然不大，可是很有特色。跨进比路面高的大门，就是方方正正的花园，花园左侧种了四五棵枇杷树，右侧种了几棵石榴，有一个小花坛，每年结满果实，枇杷很甜，石榴像一盏盏 红色的小灯笼。花园另一侧也有一扇大门正对大门称二门，大门二门间有走道相接，大门二边有门房， 二门一边有门房，进了二门是长方形状的花园，其一侧有山石、松柏、小型养鱼池、荷花缸，另一侧为长廊， 进了二门沿长廊就直通主楼（生活楼）。 主楼中间有客厅，东西二侧为卧房，有上下二层。 主楼结构十分牢固，在那个年代就采用现代的水磨石材料在当地几乎绝有。这座建筑由李耀之秀才（我们祖父）亲自设计监造，并特别设计建造了实用、防潮、别致的藏书楼。 主楼和藏书楼通过不长的内通道相连，二座楼的底面均高于地面约60 公分，藏书楼顶面是一个特别大的晒台，可以溜冰，大阳台边上还有更高一层的小阳台，可以登高望远，视界开阔。 在藏书楼外的二侧有东西天井，分别有食用井和洗涤水井，还有一颗百年以上的老百果树，枝叶茂盛， 常年结满果实。这座优雅的藏书楼有大大小小二百箱书，有的袖珍小木箱只有十几本书，箱面有刻字，十分精巧，主人李寅文为此楼取名“芜湖李氏，小白石山房，俪文室。“

       由芜湖李氏家谱可知，原籍山西曲沃县，老祖宗是一名油漆工人，只身来到芜湖做生意，被当地大户看中做了女婿，逐代发达，转到祖父辈已是第七代，祖父的兄长李怀之任芜湖教育官职，育一子五女，著名教育家台南成功大学校长倪超是他女婿。祖父的弟弟李炳之是一名商人，育有四女。我们的祖父做过清朝文书之类小官，是个秀才，喜欢书籍，老年得子，祖母年轻时生过好几个孩子，可是生 一个死一个，说也奇怪，据说祖母在生我父亲时托梦醒后，穿了一件紫袍，于是奇迹般地保住了这个独苗。 祖母十分迷信，他不相信懂中医的祖父，生下的儿女得病一律拜神吃香灰，所以留不住幼婴是必然的，后来我们大姐也是死于吃香灰。父亲一天天长大， 李炳之夫人连育四女，求子心切，特地向祖母借紫袍穿，被祖母一口拒绝，为此深深得罪了这位才华智力过人的弟媳。

       祖父还有二个妹妹，著名教育家洪铸生是妹夫，洪铸生曾留学日本，藏书万卷，诗文出众，传说是进士，在芜湖办中学，在北京办大学，任校长。他很喜欢我们父亲，抗战胜利后来芜湖我们家住过，他和我们父亲朝夕相处，交谈十分投机。

（二）铜牌替金牌

       父亲自幼爱读诗书、熟读史书、记忆力强、条理清晰、不占烟酒、不识纸牌、不摸麻将、穿着随意、话不多内向。

       1930年17岁时，他离开优越的家庭生活，独自一人来到上海求学，考入光华大学附中，直接进入高一年级，高中毕业后升入光华大学历史系。父亲读书用功，在他看过的不少书上有圈有点，还认真批语。在花花世界的大上海，他从不进入娱乐圈，一心专研学问。1937年毕业，成绩优异，蒋纬乔院长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经第十三次校务会议审核，评为历史系成绩优秀者，获金牌一枚，并附信一封，信中说明先发铜牌一枚代替金牌（牌上铸有光华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论文优秀者李寅文），待金牌铸成后再补发，后来抗战爆发， 此事作罢。所幸，几经沧桑该信保留至今。

（三）传奇婚事

       在芜湖，李家也算是知名门户，父亲是少爷，幼时娇生惯养，成年后，祖父母为父亲选秀花了不少心思，祖母经常让丫环端着椅子坐在女子中学门口物色未来媳妇，后来风声传到芜湖另一大户朱家，据说朱家原来是类似红楼梦中描述的人家，虽然此时败落，但瘦死骆驼比马大。

       朱家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儿子从事银行业，二儿子是中国西南区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小儿子是将军，五个小姐个个水灵秀丽， 有才华，因早年丧母，凡事都由后母主持，幼时在家请各种专业老师培训。那个年代按传统女子是要裹小脚的，但民主风也悄悄吹到老百姓家中，因裹脚时要勒断脚掌骨头，十分痛苦，于是 朱家几位小姐商量后，日裹 夜放，所以她们的脚比常人小，比粽子脚大。大小姐英语流利，性格脆弱，二小姐诗文满腹，清高孤僻，三小姐能画善写，倔强好胜，四小姐善书琴画，善良温顺，五小姐文采比姐姐们略差，但美丽大方，奇怪的是会跳交谊舞，而且跳得十分好。此时大小姐二小姐已许配人家，李家数次托亲， 答复是可与三小姐见一面， 于是茶楼包房，女方在内屋，男方只能门外观望，在封建社会，大户人家闺秀是不准出门的，说来也巧，这天朱老太把四小姐五小姐丫环统统带出来了，相比之下五小姐身材高挑，相貌气质过人， 事后李家提出“换人”，这一下恼怒了朱家，气走了三小姐，朱老太发话朱家小姐个个是宝，哪有李家说话的份，传话拒亲，可是李家不肯罢休， 不断托人说好话。最后朱家答应把四小姐许配李家。四小姐比五小姐要矮些，但娇小美貌，性格温和善良孝顺。李家早就得到准确情报，大办喜事，高高兴兴地迎回了家。

       四小姐朱绮文就是我们的生母，嫁到李家后一生坎坷，家规很多，见到公婆或上人只能站立，最多坐椅子一角，父亲是“老夫子“不让她到社会上工作，使她包恨终身。

（四）学者生涯

       父亲大学毕业后，经蒋维乔院长介绍到上海民立、爱国、民智存德中学任教，这时他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他校勘过“稽古录“、“史通”、“淮南子”、“书月答问”…..，同时又和同学叶百丰教授等主编“群雅”月刊，专载“经学”、“史学”、“版本“、“目录”、“考挺”等，他先后发表了“风俗通议版本考”、“风俗通议跋”、“稽古录跋”、 “版本校勘”等论文。

       父亲是学者是教授，搞专业学问，得意而在行，判别古书的真伪有极高造诣，但是为了一家生计他还要和另一些同学合伙做些生意，在生意场方面他不在行， 一经商就要赔本， 于是只能跟在经商同学后面赚些小钱，一赚到钱就想买书，有的书很贵要花二千多元（当时顶一套小型住房不过六百多元），他就日思夜想，心神不定，怕被别人买走，妈妈看了又着急又心疼。为了支持他常变卖自己手饰满足他的要求，此时他总是又感激又难过，为此家里常常节衣缩食。

       父亲一心专研学习，祖上传下来的田产全请人代管，一年下来说收了多少就多少，年年是灾荒，年年是修房，所剩无几，从不计较，抗日战争期间更是断了联系。父亲是一个韭菜大蒜不分的人。

       抗战胜利返回故乡，老屋已被进驻的日本兵糟蹋得一塌糊涂，二口水井充满大小便气味，藏书几乎毁尽（其中60 多箱珍贵书中有不少善本），实在可惜！

       父亲对收藏的书目确认后，有收藏价值的就会在首页上盖上精美的“芜湖李氏，小白石山房，寅文藏书，俪文室“的印章。 他还收藏了一些扇子，结交很多有名的书法家和画家，多次拿出一把珍贵的扇子给大家看，这是他精心设计请八位名画家书法家题诗作画的扇子，画家高野侯老先生在得意作品会上题上“画到梅花不让人”，并盖上图章，这八位名人均八十高龄。 可想而知，他们都是名人，要在同一扇面作雅，谁都不会轻易下笔的。

       抗战胜利后，在芜湖老家的几年中，父亲一心专研学习。这一期间，北京洪铸生姑爷爷回芜湖探亲访友住在我家，外公外婆二姨（丈夫病故）也从重庆来住我家，一时家中十分热闹。 他们鉴赏古书，赋诗论画，悠然自得。父亲又开始藏书了，他得到老辈们的赠书，又借了孤本抄书。三伏天气赤了膊，手持毛巾，不停抄写，有时抄到深夜，还动员母亲轮班抄写。实际上母亲字体端正大方、刚劲有力、比父亲书法胜一筹。他们在抄写的纸上打上格子线，每个字公正如印刻一般，那年代，没有复印机， 抄写的书装订成册，十分珍贵，“芜湖县志”就是这样问世的。

       母亲手巧，为父亲做了许多精美的书套、扇套和各种外形的图章套。说起图章套人见人爱， 不松不紧， 抽放自如，妙不可言。

（五）文革遭遇

       1948年父亲结束了在安徽家乡的庭院诗人生活，接受蒋维乔先生（馆长）的邀请， 黄炎培先生（董事长）的委托，一人来到上海担任鸿英图书馆（代理馆长）工作。由于图书馆管理是父亲的专长，从家庭图书馆进入社会图书馆责任重大，全心投入，茶饭不顾做了许多有益社会的工作，不久我们也一同迁入上海团聚。父亲是无党派人士，曾冒着危险收藏重要文献于图书馆屋檐之下，解放后送到北京参加会议，受到周总理接见，荣幸地被接待参观北京图书馆和博物馆、沈阳图书馆和博物馆。在解放初期能有这样机会很不容易，看到那么多的好书， 他回来高兴地说个不停，和平时内向稳重判若二人。

       父亲是鉴别古书能手， 交友甚广，在他后来病重回忆人生光辉一页时，讲述了许多有趣人事，他说许多人买书要请他去识别， 如徐特立老先生到上海打电话要他陪同去买书等等。本来他同好友历史图书馆顾馆长一起升入上海图书馆任职，可是政治运动风暴来了，他被下放到静安图书馆，表面上还是主任，实际上是书的出纳员。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父亲是“干部“享受糖票、黄豆票，可他要母亲放弃，全家饿着吃粥。工资又不够全家开销，子女大了，吃穿上学，样样要花钱。老保姆走了，体弱多病的母亲难以支撑，于是这位学者学着烧饭洗衣，有时日子实在难撑下去了，为了交学费，母亲把剩下的手饰一件件卖去，卖一次父亲就难受一次。在这期间他最愉快的事是休假日，打扫房间后搬出他仅有的几箱书，翻来覆去让风吹吹，在书箱内放些防虫蛀的药草， 还把书拿到我们面前夸说一番，我们子女又不懂， 只好点头称是。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一贯身教重于言教，从不用公家信封于私信。母亲总是用废纸糊信封用，或别人寄来的信封小心拆翻糊着用。父亲上下班总是徒步节省车钱，可是他们把我们子女新棉衣一次未穿就送给穷苦的孩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家被抄了，古书、字画、图章、首饰被抄一空，甚至连手电筒也难逃劫命。住房的墙壁被敲了许多大洞，说是藏了四旧。 父亲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成了阶级敌人。他在图书馆不断被批判，后来转到里弄批斗，斗了一天，晚上还要回家学毛选写认罪书，第二天一早交到图书馆，然后劳动改造，打扫厕所。父亲在工作单位被批斗，母亲也在里弄被批斗，每天清晨母亲瘦弱的身影就出现在弄堂里， 每天必须扫地二次，孩子们为了“革命”造反派叫他们打母亲，向她吐口水。更遭的事情是父亲多年患有鼻炎突然流血，诊断为鼻癌，手术后，左脸基本破坏，口腔上额切除，只能吃半流汁，一天需要数次清洗，排除泄物。可是手术后不久，就逼他到图书馆劳动，强迫他盛夏烈日下拔草！

       父亲的脸上用红笔打成方格，用于照光定位，此时家中十分贫穷，父亲工资停发，每天家中只能靠五角钱维持生活，到医院坐车没有钱，只能扶着他一步一步慢慢移动。可是批斗不会因此而停止，父亲走不动了，就只好由母亲去替代，看到母亲在太阳下长时间站在那里颤抖，父亲在流泪，心都碎了。 到后来， 认罪书也是母亲代写的！一天又一天，不知何时到头？难道这就是一个中华学者的下场？一个善良人家过的日子吗？

       1969年的春天，在上海红都剧院（原百乐门舞厅）经过多年批斗，工作队召开区大会，正式宣布李寅文同志经审定是职员成分，消息传来父亲已是皮包骨头，躺在床上，无法参加会议，但表情还是很高兴的，他怕给妻子儿女留下沉重的政治包袱。没多久，5月19日清晨他与世长辞，享年56岁，其实父亲身体一直很好，不太生病，凭他的能力，正是为社会做事的时候。

       父亲临别前没有闭上双眼，他舍不得为他奉献一切的体弱母亲，病中还写了“对床望相思，梦中犹见扶杖来”的诗句。病的晚期十分疼痛，怕影响过于疲劳的母亲，他始终不哼声。在整理遗体时，发现他手臂皮肤都磨破了，人生这样遭遇痛苦，还有什么值得留念呢？让他安息吧？

（六）一江春水向东流

       父亲走了，临死前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二句话：

一句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另一句是他在劳动改造打扫厕所时，“看到那些放在潮湿处的书很难过。”

       父亲的骨灰被安放在南京郊区花神庙公墓，紧靠外公的坟墓。1992年母亲去世，骨灰合葬一处，每年我们和亲友都去扫墓。

       1994年定瑞一家定居加拿大，1998年清明回国，兄妹四人同侄子一起去扫墓，万万没有想到父母的坟墓被挖，石碑被砸。据附近老乡说，为了修路，部队战士奉命砸碑清坟，战士下不了手，纷纷鞠躬后才动的手， 口里还说“对不起”。众所周知，在古老的中国，在全世界老百姓的心中都决不允许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就算是建设需要也要及时通知墓主商榷处理，何况此墓有主，有通信地址，我们论理拍照，询问守墓老人，他承认墓是被毁了，并签字确认。（后来听说清墓停止，不知何故？）

       由于父母骨灰放在缸中，埋在深处，尚可取出，我们兄妹商量后一致认为此处不安定，不易补葬，于是合力把父母骨灰抛洒长江，让他们随着江水东流，流向大海，回归宇宙天堂，因为在那里是最安定的，在那里才是真正的家。

   芜湖李氏 ：定尊、定平、定瑞、定纲 （2013年10月）

“芜湖李氏， 小白石山房，寅文藏书，俪文室”座落於此

（1915 - 2015）

        我们的母亲贤淑善良、克己正直、热情待人、文学修养很深，她用爱抚育下一代，把高尚品德传授子孙。母亲经历人间沧桑，把一生奉献 给家庭和社会，我们深深怀念母亲。

（一）朱氏淑女

        传说十九世纪末，在安徽泾县有一户朱氏商家，是一个类似红楼梦的大户人家。朱家原先做茶叶、瓷器生意，老祖辈十分勤奋，上天不负有心人，偶然在茶叶罐中获得“金茶叶”， 于是发达起来，后来又到南洋做生意， 在海岛上又得到大量的夜明珠，生意越做越兴隆，据说后来发展到江南扬州等地，并在上海 大兴土木，建筑朱氏弄堂，里弄里联体别墅成排 ，中西合一，十分有气魄。

        朱家老太十分福气，待人和气。听长辈们说，祝大寿时大摆酒席，包剧场，声势浩大，前来祝寿者可取得金币一枚。朱家有多辆小轿车，司机都有大小老婆。

        朱家老太的下一代有七姐，八妹，九兄弟，在记忆中，我们见过21公公，他酷爱盆景艺术，后来在苏州有些名气，此外和我们接触较多的有十一姑婆婆，她十分精明，还有十姑婆婆，她终身未嫁，一直跟随我的外公至终。在这些公子中有不少人成天吃、喝、嫖、赌样样来，外人称他们“三光”公子， 即“天不光不走，人不光不走， 钱不输光不走”，这些败家子把大好一个家变成了破落户，分家后各奔前程。

        这些公子中，排行十六的是我们的外公朱松如老先生，外公不爱外出，爱抽水烟，也偶尔买些字画，他会做些生意，为人比较随意， 他先把家迁到扬州，后来又迁到芜湖。在芜湖买了好多房子，虽然朱家大户败落，但是外公这户还是过得去的，外公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外出创业，女儿关在家中不准出门，但请了各种专业教师授课，琴棋书画是必修课，甚至还请了英语教师传授。五位小姐端庄秀丽，有才华。

        我们的母亲朱绮文排行老四，生于一九一五年五月初九，禀性温善，聪明好学，除了家教内容外，她还善爱剪纸艺术。母亲虽然是一个身形柔弱的女子，可是十分秉直温善，她能承受艰难困苦而不屈乞，她写得一手好字，字行大气，如出男子汉大丈夫。

        我们的父亲在大学历史系求学，是毕业论文最优者，是金牌得主。楷书公正如字贴，可是同母亲字行相比，还差一筹。亲朋好友，甚至著名教育家洪铸生进士都说，绮文的字真是一手好字啊！　

（二）双文伴读 

        芜湖李家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父亲是独子，酷爱史书，爱做学问，长年收藏书、画、扇、章，庭院深处建造了专门的书库，称其为“小白石山房”，“俪文室”。父亲十七岁时离开双亲，独自一人到上海求学，直接进了高中一年级，高中毕业后进入光华大学历史系。他不沾烟酒，不爱麻将，一心攻读，成绩优秀。母亲嫁到李家后，家规很多，公婆年迈多病，可是父亲要到上海求学，只得把母亲留在家中伺候老人，母亲十分支持父亲求学，对父亲人品非常信任。她一方面孝顺老人，一方面帮助父亲整理文书。同时不断自学，吸取了大量文化。母亲也十分珍惜书画，为书、画、扇子、图章做了各种精美外套，这些书套、扇套、图章套不松不紧，抽塞自如，人见人爱。　每到适时季节，母亲会辅助父亲把珍贵的，一般人不可随意触摸的书画搬出来放在有清凉微风之处，不停翻弄透气，然后放上防腐防虫，清香的草药袋。　

        父亲在外面见了好书就想买。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芜湖家中，此时书房已被破坏一空，可是父亲不死心，每到书店看到珍贵的善本就日思夜念，母亲十分理解他，支持他，宁可省吃俭用，也设法让他买，当书买回来后，父亲喜笑颜开，可是这时母亲连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了。

        父亲不光收藏古书，而且看到珍本孤本时，迫不及待地想复制，那个年代没有复印机，唯一办法就是在极有限的时间内借阅抄写，然后装订成册。抄写的工作量十分巨大，而且字迹必须公整，如印刻一般，不能有丝毫错误，不可有任何修改。父亲不停地抄写，夏天汗流浃背，母亲在一旁不停地用扇子扇风，用毛巾擦汗。有时父亲要上班授课，于是成千上万字的书一本又一本的由母亲抄写，有时母亲怀着大肚子替父亲抄写，“芜湖县誌”就是抄写了半年后才问世的，八本书看了令人吃惊！其中母亲就抄写了四本，虽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所幸抢救保存至今，每当看到这部书的时候，就会令人敬佩。

        父亲名李寅文，母亲朱绮文，二人名尾都有“文”字。父亲1969年受文化大革命迫害去世，然而留下了“小白室山房”、“俪文室”、“芜湖李氏藏书”、“寅文和绮文”的印章。这些印章都出自雕刻高手，是永不磨灭的章，是寅文，绮文“双文伴读“的见证。

（三）儿女情长

        母亲对儿女的关切远胜于自己的生命， 由于祖母十分迷信，得病的儿孙均求神拜佛，吃香灰。所幸父辈中留父亲一人，而母亲育下的二个女儿都相继吃香灰夭折。祖父母去世后，抗战时期母亲随父亲来到上海，保住了以后生下的四个孩子。但是事情并不平静，生下的孩子一个个遭遇病魔，在做月子时母亲奋不顾身七天七夜抱着重病垂危的孩子，经过积极治疗，挽救了生命。第二个儿子幼小时受感染，满头生毒疮，母亲长期抱在怀里天天清洗，决不放弃，直到根治。母亲是大小姐出身，平日杀鱼宰鸡从不过问，也不敢看，可是当女儿二岁时，夏天突发高烧不退，十分危险。医生（此时抗战胜利刚回芜湖）说可以用蛤蟆贴在幼儿胸部吸热解毒，于是母亲托人捉了两只看上去非常可怕肉麻的大蛤蟆，母亲不顾一切亲手用绳子绑住蛤蟆腿，然后放在盆中，盆中装满了冰凉的井水，在把凉透的蛤蟆放在小女儿的胸部，蛤蟆肚子起伏不停大口大口地吸热，过了一个时辰，再置换另一只，足足换了二天，然后热度退了下来，又一个小生命活了下来，看到的人都说不容易。母亲为了儿女可以牺牲一切，平时她总是自己省吃俭用，变卖手饰，支持一个已经不富裕的家庭。三年自然灾害时，她把食品让给我们，自己常以汤水代食。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可是她那饱经沧桑的身体越来越瘦弱了，体重不到70斤，真可怜，看了令人心酸。

        母亲对下一代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启发性的教育，重品德的教育。她常说“人的一身不要贪财，要知足常乐，要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她还说“要积德于儿孙，不要积财于子孙” 。 她重视文化教育，我们到了四岁，她就开始教认识方块字，方块字都是她亲手写的，到了五岁时，我们一般可认得五百多字。她也会婉言指出我们各人的长处和缺点，但一辈子没有打过我们，气不过时她会拍打自己手心。她勤俭节约，衣服补了又补，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可是她要我们公私分明，公家的信封和纸是不许进家门的，我们工作后寄给家中的信，母亲会拆开后翻个身，用米饭糊成信封，再用于回信。在母亲的教导下，我们出差时会把假日游玩的公共汽车票和出差时办公车票分成两只口袋存放。

        母亲教导做人要勤学好问，要珍重老师，要虚心请教别人。她常说她不辩东南西北，但不怕出门，因为 “鼻子底下就是路”，意思是多问别人，这句话至今成为儿孙的左右铭。

（四）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母亲与人为善，心地慈厚，以德报怨。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母亲牵着我的手到上海淮海路一家食品店买了一包饼干。走出店门时，突然从身后冲出一个讨饭的孩子，他抢了饼干就跑，当时我吓得大哭，旁边的路人都帮着去追赶，可是在奔跑过程中小孩不小心给树根绊倒了。大家把他围起来，有的骂他小瘪三，大白天还敢抢东西，有人要叫警察。这时母亲跑过来，看到孩子衣服很破烂，不顾一切地拼命往嘴里塞饼干，一付饿极的样子，于是就对他说 “小囡不要怕，慢慢吃”，并把掉在地上的饼干包捡起来，给了他，然后对我说“不要哭了，看人家多可怜，我们再去买一点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芜湖老家，此时家境已不富裕，靠父亲同老朋友合伙做些南北货生意，再收些房租过日子。母亲一方面要照顾孩子，一方面还要帮父亲继续整理抄写书籍，于是请了一位做饭洗衣的橱娘。不久邻人对母亲说橱娘不规矩，曾多次叫丈夫背上我家的米回家，母亲听了也没有放在心上。橱娘家在郊区乡下是种田的，后来事情暴露了，橱娘愧对母亲说因为荒年歉收，家有老人和小孩。母亲没有质怪她，反而给她一些钱，没有想到二年后的大年三十，橱娘的丈夫送来一筐糯米团子，表示感谢，母亲热情接待他，并送他们孩子礼物，为他们渡过困难而高兴。

        随着我们兄妹四人的成长和求学，父亲收入不够开支，母亲总是把老大衣服给老二，老二穿了改给女儿，小弟穿的衣服一般很旧了。母亲看我们长得快，往往把衣服做得很大，让我们可以多穿几年。有一次母亲买了棉花和布自己一针一线为小弟做了一件新棉衣，准备过年穿。这时她听说多年相识的里弄清洁工大姐生病，住院了，这位大姐老家在遥远的乡村，小儿子和她一起生活，冬天还穿着单衣。母亲就急忙上医院，送食品还熬了汤，又把她的小儿子接到家中把新棉衣送给他，让她们母子渡过难关。其实我们多年没有更新衣物了，袜子是补了又补，补得厚厚的，母亲更不用说了，1992年去世前的冬天还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棉毛衫，母亲的一生从不乞求别人，而给予别人很多，她把爱给了人间。

（五） 沧桑岁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为了跟上外面形势，把家里的所谓四旧，例如老皇历本撕了，把他的大学毕业文凭中印有国民党旗部分剪去了，保留孙中山先生的像，又把我们儿女玩的蟋蟀罐也敲碎了。这一下惊动了隔壁邻居李书记，这位支部书记平时就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戴上造反派红袖章，他四周观察打听消息，到处告发别人。首先鼓动我父亲工作单位，并联合里弄居委会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到我家门口，又多次组织抄家，说古书、图章、字画、首饰是剥削阶级的四旧，还把墙壁敲了许多大洞，惟恐里面藏了东西，最后连一只手电筒也给带走了。李书记的老婆是农村妇女，文化水平较低，是共产党员，里弄居民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积极配合丈夫搞运动。我们的父亲白天在工作单位被批斗，打扫厕所，晚上回家居委会造反派还要组织批斗，并要母亲陪斗。后来父亲生了重病，手术后丧失了活动能力，居委会造反派就让母亲替代父亲被批斗。母亲有严重关节炎，她瘦弱的身体在夏天灼热阳光下，长时间站在操场上被批斗。父亲的心都碎了！这些人良心黑透了，每天清晨和傍晚，要母亲打扫街道，造反派还鼓动幼稚的小孩子打骂母亲，向她吐口水。这一切母亲都默默地承受着。

        她那瘦弱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身体还要维持一个家，烧饭、洗衣、陪父亲看病、千方百计替父亲清洗伤口。用发给的每天五角钱生活费度过漫长的日夜，她是那样的坚强，从不在人前流泪。

        1969年春天，工宣队在上海百乐门剧院召开大会，正式宣布父亲的审查结果，审定为职员成分。父亲本来就是文化人，一身从事文化工作，做了大量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事业。此时躺在床上已是皮包骨头，5月19日清晨与世长辞，年仅56岁，好人没有好报，老天对他是不公平的。

        父亲走了，文化大革命历时数年逐渐尾声，可是对门邻居李书记却也遭受了传奇的变化，在李书记揭发我家后，又揭发楼下邻居老工人是一贯道，后来又揭发建筑工程师是右派，总之搞得楼内鸡犬不宁。可是不久他戴的红袖章不见了，他说话的声音也低了，甚至不言不语了，再后来他家也被贴上大字报，说他是走资派，是叛徒，是牛鬼蛇神，最后他的人影都消失了。传说他被关起来了，又传说他得病死了。这样的变化可苦了他从农村带出来的妻子，文化大革命中她同样被批斗，她一听到造反派到家里来抄家，就吓得魂不附体，有几次她把家门锁上，请母亲让她藏身于我家的卫生间内，躲过劫难。母亲事后对我们说对门的大姐还是一位比较厚实的人，所以也不怪她们以前对自己的态度了，还帮助她学文化，双方都失去了亲人，相互间的感情也比较融合。

（六）宝婺西沉，永远的怀念

        父亲去世后，母亲很孤独，夜晚关上电灯坐在椅子上等候小儿子深夜下班，一起吃饭。她说“老来失伴苦，孤独度日愁，想到伤心处，满腹泪花流“，她思念父亲，但又痛恨父亲不让她到社会上去工作。

        母亲非常热爱生活，解放初期，她一度冲破家庭束缚，曾义务担任居委会文教主任，筹办了第一个里弄“图书室”，并且大力响应政府号召，组织扫盲活动。当时她教书的对象往往是要她代写家信的劳动大姐，为了凑合她们的时间，母亲经常废寝忘食，不分白天黑夜工作，许多时候自己出钱买纸买笔，帮助她们学习，启发她们自己写家信的兴趣。她的学生很多，大家都亲热地叫她朱老师，朱大姐。

        母亲欣赏音乐的能力很强，吹箫拉二胡是强项。1956年她画的“农家乐”在上海中山公园展出，画中牧童在牛背上悠然吹笛，远处农舍冒起炊烟，公鸡在啼叫，形象逼真。

        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来到里弄儿童玩具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可是好景不长，厂被解散了。由于在外工作顾不上家，父亲要她回家，使得母亲没有在社会上长期工作，按母亲的说法，没有自食其力，这是她最伤心，最遗憾的事，是有社会工作的人不能理解的事。

        1969年后，母亲孤身一人来往于大江南北儿女之间。当时儿女们都正值年青为国效劳之时，母亲为一个个孙儿孙女的诞生尽心尽力。在严寒的冬天，深夜12点钟为了媳妇的安全，她一人赶到无锡郊区厂门口接媳妇下班。为了儿女安心工作，她用瘦弱的身子挤在公交车内护送孙儿孙女，为了第三代的健康，她千方百计求医，并把可怜的一点生活费尽量购物给儿孙。在她的抚育下，儿孙辈都健康成长。儿女的峥嵘是母亲的最大安慰，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受母亲的养育之恩，还不清报不完。

        1991年冬天，母亲感觉不适，本以为是老毛病，可是日渐加重。1992年春，在上海华东医院诊断为胃癌晚期，因体质太弱，无法手术。5月中旬，母亲赴无锡休养。6月底返沪，此时体力更弱。9月3日傍晚，按母亲示意，用湿毛巾擦洗头发和四肢，然后湿润嘴唇，意向性的用米粥进餐，最后盖上毯子安睡，此时她十分平静，呼吸均匀而轻微，到了深夜，四肢由下而上渐凉，呼吸更微弱了，9月4日晨，4点55分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母亲病期， 亲朋好友都非常关心，尤其是高龄胞妹始终陪伴在旁，直到最后。9月4日上午，家中来了许多亲友和邻居，这时候楼梯方向传来了急促脚步声，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士奔到床前，扑向母亲遗体，发出一声震撼的叫声“李家姆妈……”，这震撼人心的喊声，使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他就是穿着李家姆妈一针一线缝出棉衣的孩子，如今己长大成为公司领导人了…。

        我们尊敬的姑父倪超教授（台南工学院院长）给母亲的信中称誉她是“一位贤淑的文学修养很好的好太太，好母亲……”

        我们尊敬的黄正中教授（著名数学家）写了一首挽联：

              “双文伴读儿女峥嵘坤苑长存无撼事

                  宝婺西沉音容顿杳生刍遥奠赋招魂”

       天上一颗明亮的星辰西沉了，我们永远怀念伟大的母亲。

       芜湖李氏 ：定尊、定平、定瑞、定纲   （2015年6月）

上海市颛桥寝园公墓

母亲朱绮文, 父亲李寅文

福乐一区891号(7格)

胞妹朱麗文和妹夫鄭世雄安放在墓区1818号

朱麗文， 鄭世雄 

(1818)号